文/秦锐
父亲的手术很成功也很顺利，并不像很多专家预想的那样是癌的晚期。看来，包括上海专家在内的十几个医生那些放弃手术的说法都错了，只有我们的愿望和祈求是对的。虽然手术结果也确认了爸爸的胃癌，但我们兄弟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欣慰地看着手术盘里爸爸被切除下来的那部分胃，在那个唯一主张手术的医生手里指点着、解说着，令所有的亲人包括那个主治医生宽心的是，片子上显示的爸爸肝部上的那块阴影并不是胃里的癌细胞转移后的恶性肿瘤，也就是说，一切如愿的话爸爸至少可以再和我们在一起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我从头至尾都不相信爸爸会像那些专家所说的那样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我相信好人自有好报。从第一次看到片子时，我就认为那一定是爸爸一直隐瞒我们兄弟的那几次受伤造成的内伤留下的阴影，现在看来肝部上的肿块确是由于内伤形成的，而不是象征着晚期的恶性肿瘤，这的确是老天有眼，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生都在任劳任怨的爸爸像早已过世的奶奶一样，从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包括他的亲生儿子们。看着爸爸那个被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里那些满是的恶性肿块，我们才明白爸爸是在怎样的疼痛之后才跟我们说起他感到的不适，才想起爸爸体检前吞吞吐吐地说起的那两次重创。
爸爸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就是爬山和骑自行车了。今年已经75岁的爸爸在住院前不久还能骑着自行车去五十公里开外的郊区，往返逾二百里的路程，爸爸却从用不下车休息片刻。我们知道爸爸隐瞒的年前的那次摔跌，是怕我们为他担心，远道而来的姑姑说那是老天在佑护着爸爸的结果。谁能想象深冬的夜晚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刺眼的车灯下撞上了一堆洒落在路边的土石，远远地摔到了人行道上，扭曲了的自行车重重地砸在了身上，而爸爸的周身却没有一丝擦伤。
今年年后的那次事故，爸爸不愿说出的原因却是复杂的了，他在怕我们担心的同时一定是怕别人笑话了他一辈子的那股傻气。爸爸被一辆违章超车的面包车撞倒并掩到了车体下，当那个面包车的司机从车底下拖出了爸爸和他那辆变形了的自行车时，谁也没想到爸爸满怀歉意地对车主说是他碰坏了这辆崭新的面包车，当车主帮爸爸整理好变形的自行车并让爸爸活动一下看看有没有受伤时，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几十米后，见远处那些围观的人并没有跟来，爸爸便骑车而去了。回到家后，爸爸发现自己的手表不见了便又骑车找了回去。弟弟给爸爸买的那块手表已经在出事地点被那辆面包车碾得粉碎了，而爸爸这一次遭遇的车祸却又是毫发无损。
爸爸的那股傻劲在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的单位里是众人皆知的，参加工作四十多年的爸爸先进工作者的榜上从没落下过一次，后来又被评为全市的劳模，但这四十多年里爸爸只为自己的生病去过一次医院。自从那次爸爸把那张写有五十多元的药费单据撕碎扔掉之后，爸爸便再也没有进过医院的大门，以至这次因癌症住院期间我们兄弟不得不瞒着他每天所需的医药费用，尽管爸爸也清楚作为劳模是享受百分之百医疗保障的。
不懂事的时候没有埋怨过爸爸的傻气，却很为爸爸几乎熟知青岛的每一条街巷而炫耀不已，他至今还为自己经常给那些邮政投递员指点道路而自鸣得意呢。还记得在我六七岁时，爸爸用地排车推着我去长途车站接外地来探亲的姑姑的那次经历。天黑后才兴致勃勃跳下地排车跑进家门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一齐把数落的矛头指向了尴尬在那儿的爸爸。爸爸用地排车把两个带着很多行李的外地来青探亲的陌生人送到了他们要找的亲人家中，却错过了我们此行要去接站的姑姑。
爸爸所做的类似的傻事不胜枚举。我们兄弟三个的年龄，大的跟小的之间只间隔着一两岁，所以我们上学的那段日子是我们家里最艰难的日子了。在本单位上三班的爸爸，由于有着出色的行业技术，受到了很多乡镇企业的兼职聘用，他有时每天只能睡三四个钟头的觉，下了一个班再赶去郊区的乡镇企业继续上班的爸爸，经常便在车站边的路沿上伏膝睡着了，但即使是这样也没误了爸爸的那种傻冒行为。有一个晚上，从郊区刚赶回来的爸爸遇到了一个打听老市区道路的外地司机，爸爸引领着那个司机找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却拒绝了人家要送他回家的心意，此时早已没有了公共汽车，而那里距我们家还有十几站的路程。
爸爸在外人面前总以我们兄弟三个而骄傲，而我们心里最清楚，是我们让爸爸失望了。爸爸多么希望我们兄弟能够满足他的心愿去读大学，而以我为首的兄弟三人却都在高中之后便踏上了社会，跟爸爸的心愿背道而驰的原因，都是不想让我们家的生活窘境再持续下去了。不管现在的事情做的多好，每想起这些，总有种对不起他老人家的感觉。
上中学的那段日子是爸爸最操心忙碌的一段时间，庆幸的是我们兄弟三人都考上了那所重点学校，不然真不能想象爸爸的两条腿怎么能跑得过来。那时我们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每逢下雨的天气都会时刻注意着迎面而来的行人，因为，爸爸在接到他的第一个孩子之前，一定是怀里夹着两把雨伞，见到一个给一把，直至跟最后接到的那个儿子结伴而归。
爸爸在我们兄弟身上的操心行为，使得他在我们的同学、甚至包括同学的家人当中名气很大，因为，不管我们兄弟哪一个没有按时回家，爸爸便会找遍他知道的我们那些同学的家。爸爸这种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却不顾我们的尴尬的行为，一直延续到我们各自参加了工作之后。我们兄弟三个没辞职之前的工作单位里，从领导到同事几乎都认识我们那个经常到单位里找寻我们的爸爸。
兄弟们相继辞职单干之后的那段日子，是爸爸最感无可奈何的一个时期了，因为从那以后，爸爸再也无法追踪飘忽不定的我们了，但午夜之后我家楼下的那个街口上，却经常站着在那儿四处张望着等儿子回家的爸爸的身影。面对我们的埋怨，爸爸却总是我行我素，这使得我们在每过了午夜之后便想起站在街口翘首张望的爸爸而省略了很多的酒精，知道自己该赶紧回家了。
从爸爸住院手术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我是长子，兄弟们谁也没有抢走我每天晚上给爸爸陪床的权力。手术后的爸爸比住院前消瘦了二十斤，坐在床前端详着熟睡中爸爸的脸，才发现自己原来从没仔细地去看看爸爸的样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一个从没做出过非凡事迹的男人，一个在我心目中无有超越的伟大的爸爸。
爸爸的身体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
记得一个多月前刚刚看到爸爸的诊断结果之后的情景，那一天，我没跟任何人说一句话。女儿第一次害怕地看着我说：爸爸，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
那一刻，我的眼前像是看到了一片茫茫的江水，耳边一首老歌在不断作响： 草鞋是船
爸爸是帆……
